“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政治还是娱乐?

澎湃新闻获悉,《杏园雅集图》目前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人·境——古代文人的园中雅趣”中对外展出。据辽博介绍,这是这幅经典佳作近20年来的首次外借出展。本文对绘画对象中的人物背景进行梳理,发现这些人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馆阁诸公”,具有很浓的地域政治特性。作者首次讨论了“杏园雅集”活动和《杏园雅集图》的图像模式的深层含意。

15世纪的明代画家谢环(1377—1452)的《杏园雅集图》涉及到历史、图像、文学的三重关系。以镇江博物馆收藏的《杏园雅集图》为例,明代朝廷重臣杨士奇(1366—1444)的《杏园雅集序》和杨荣(1371—1440)的《杏园雅集图后序》是历史,而《杏园雅集图》既是与“历史”相关的图像,同时又是与“艺术”相关的图像,而那些与图像并存的九位文臣的诗文则是文学。当然《杏园雅集图》的图文的背后常常被想象成一个“历史本身”的存在。

实际上,即便没有《杏园雅集图》及其摹本传世,作为历史研究,仍然可以从杨士奇《东里续集》和杨荣《文敏集》的相关文本确证“杏园雅集”这一事件的历史存在。但这是历史学意义的研究,而不是艺术史意义的研究。对“杏园雅集”这一事件至今并没有产生历史学意义的研究。作为历史主线的“杏园雅集”和作为美术史主线的《杏园雅集图》的研究也许会有重合,但不能彼此替代。由于“杏园雅集”这一事件的真实存在,《杏园雅集图》的内容依托是“真实”而不是想象,这与争论不休的《西园雅集图》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首先说明一下,本篇论文是关于明代谢环的《杏园雅集图》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最初的研究目的是要讨论“杏园雅集”的概念和《杏园雅集图》作为文本和图像在历史时间中的生成过程和转化过程,也想把思考范围扩大到整个东亚的文化空间里。这是一个复杂的研究。以杨士奇为首的九位文官在1437年创造了“杏园雅集”这一概念,谢环生产了同一概念的图像。“杏园雅集”的概念可以单独通过文学系统在传播,而手绘本的《杏园雅集图》卷在收藏系统中传播,版画本的《杏园雅集图》,如许论(1487—1559)的《二园集》(即《杏园雅集图》和《竹园寿集图》,1560年代印制)在更为广泛的印刷出版系统和阅读系统中传播。

这是明朝九位文官和一位画家(当时的职位是武官)的文字和图像的生成历史。但这一方式一直在图像和文字的阅读中复制和转化。1477年倪岳(1444—1501)和李东阳(1447—1516)同时观看了《杏园雅集图》卷,倪岳在此时搞了一次“翰林同年会”,并请了画家高司训画了《翰林同年会图》,他写了《翰林同年会图记》;李东阳在1503年搞了“十同年会”,并请画家画了《十同年图》卷。1499年户部尚书周经(1440—1510)举办了“竹园寿集”,参加的文官有吴宽(1435—1504)、许进(1437—1510)等14人,请宫廷画家画了《竹园寿集图》卷。吴宽曾经见过《杏园雅集图》,在1503年参加了“五同会”,吴宽写有《五同会序》。参加过“竹园寿集”的许进,他的儿子许论在1550年在太原见到一幅《杏园雅集图》,1560年代把自己收藏的《竹园寿集图》和《杏园雅集图》刻成版画出版。翁方纲(1733—1818)在1791年见到初彭龄(?—1825)收藏的《杏园雅集图》卷(现在收藏于镇江博物馆),他为此写了很长的题跋。与谢环相识的倪谦(1414—1479),也就是仿照杏园雅集做了“翰林同年会”的倪岳的爸爸,在1449年代表明帝国出使过李氏朝鲜王国,与李朝的文官有诗文唱和活动。后来,张宁(1426—1496)在1459年出使过朝鲜,和李朝文官同样有诗歌往还。倪谦和张宁都是对谢环有一些了解的文官,不知他们与朝鲜文官的交往中是否也会把“杏园雅集”的信息传递过去?当然,那是另一个研究。

本文仅限于手绘本的《杏园雅集图》(今藏江苏省镇江博物馆)和许论的《二园集》中的版画本《杏园雅集图》(今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讨论。因为他们有一致的图像模式。这种图像模式在历史传承过程中一再产生影响。从台湾学者吴诵芬的研究中可以认定这是谢环的原作的图像模式,我基本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个图像和文本的基本模式已经足够让我们进行美术史的研究。

手绘本的《杏园雅集图》的引首“杏园雅集”这四个大字为许论的版画本的《二园图》所没有〔图一〕。这是强调活动的地点和性质。地点在杨荣位于北京东城的家中,性质是文人聚会。从杨士奇所写的《杏园雅集序》中也可以看出他更重视“雅集”这个活动,而不是图像。杨荣(1371—1440)所写的是《杏园雅集图后序》,强调的是图像和图像中的事实,几乎相当于图像的著录。雅集的时间是1437年的三月一日。正值杏花开放的时节,这一天是文官大臣的休息日。除了画家谢环(身份为武官)之外,文官一共是9人。不能不认为以杨士奇(1366—1444)为首的文官是在刻意模仿唐朝白居易(772—846)“香山九老会”。这是一幅什么性质的图像?娱乐还是政治?换句话说,它想让观看者得到什么印象?

晚清广东文学家黄玉阶(1803—1844)曾收藏一幅《明贤诗社图》卷,请活动于北京宣南坊的归安人蔡绍书(生卒年不详)写题跋。图中有二十四位人物。蔡绍书说此图已经过钱塘陈文述(1771—1843)的考证,认为是两幅画连裱在一起,造成一幅画的错觉。一组人物活动在明代永乐(1403—1424)、洪熙(1425)、宣德(1426—1435)时期,另一组人物活动于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和弘治(1488—1505)时期。“前十人皆章服,后十余人皆便服,不可解。”蔡绍书的回答是:“两图非一时所作,故图中服饰亦有异也。”蔡绍书自称是陈文述的“同年”(但陈文述并未中过进士,或许是乡试的“同年”。),陈文述的题跋的时间是“道光己亥六月十日”,蔡绍书的题跋的时间是“己亥七夕前二日”,道光己亥即道光十九年(1839)。距谢环(1377—1452)创作的《杏园雅集图》卷的时间正统二年(1437)正好是402年!

实际上,“前十人皆章服” 的白描本《明贤诗社图》卷的前半段正是《杏园雅集图》,而后半段是《竹园寿集图》。据题跋得知,此图为清朝康熙时期的文官兼帖学书法大家陈奕禧(1648—1709)的旧藏,得之于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陈奕禧于“癸酉十月”将此图重新装池,这个白描本有“小司农”“臣喜六谦”“侍女新沽”“昨夜香燕”和“南家藏”印五方,应该是陈奕禧的收藏印鉴。陈文述认为这个“癸酉”即是乾隆十八年(1753),这是他在推算上的错误,此时陈奕禧已经过世43年了。因此陈奕禧装池此图的时间是康熙三十二年那个“癸酉”即1693年。

这幅被合裱的《杏园雅集图》是“纸本,白描。今尺高八寸,阔一丈三尺四寸。”换算为今天通行的尺幅为纵26.66厘米,横303.33厘米。人物有题榜,分别是1、“谢君廷循”2、“泰和陈公循”3、“安成李公时勉”4、“吉水周公述”5、“泰和王公直”6、“庐陵杨公士奇”7、“建安杨公荣”8、“金溪王公英”9、注明“原缺”10、“文江钱公习礼”。这正是前述许论(1487—1559)的《二园集》中《杏园雅集图》的图像模式〔图二〕。《二园集》今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所谓《明贤诗社图》卷的题跋者都是黄玉阶(蓉石)的朋友,依次是陈文述、蔡绍书、戴熙(1801—1860)、梁廷柟(1796—1861)、陈沣(1810—1882)、陈作舟(1788—?)、陈其锟(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嘉庆、道光间)。以上除陈文述和戴熙是杭州人,蔡绍书是归安县(今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其余都是广东人。梁廷柟和陈沣都是学者。可以认为,从康熙时期的陈奕禧到道光时期的陈其锟,都识别不出所谓的《明贤诗社图》卷的前半段就是赫赫有名的《杏园雅集图》卷。但在这个阅读系统中没有一个人识别出这个图像模式源于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的《杏园雅集图》。至少,来自浙江和广东的学者和艺术家都没有相关的知识。尽管他们已经区别出两组人物属于不同时期,有可能是两幅画,但还是没有得到同是清代的翁方纲那样的进展。

黄玉阶收藏的白描本《杏园雅集图》原件(题为《明贤诗社图》)今天已不知去向,但这幅画著录于方睿颐(1815—1889) 属其幕友汤敦之、许叔平仿高士奇(1645—1704)《江村销夏录》例而汇编成的《梦园书画录》中。

而活动于清代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时期的翁方纲(1733—1818)要比康熙时期(1662—1722)的陈奕禧和道光时期(1821—1850)的黄玉阶及其朋友们幸运,他在1791年见到了初彭龄(?—1825)收藏的《杏园雅集图》卷(今藏镇江博物馆,简称镇江本),为此写了很长的题跋。这幅画的引首有“杏园雅集”四个大字,由其指引,很容易想到明代黄佐(1490—1566)在《翰林记》一书中所提到的“杏园雅集”:

正统二年三月,馆阁诸人过杨荣所居杏园燕集,赋诗成卷,杨士竒序之,且绘为图,题曰:“杏园雅集”。预者三杨、二王、钱习礼、李时勉、周述、陈循与锦衣千户谢庭循也。荣复题其后。人藏一本,亦洛社之余韵云。

实际上,镇江本提供了全部的诗文题跋。作为博学的翁方纲很快就能想起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所编的著名的《明文海》卷三百十四所收的杨荣的文章《杏园雅集图后序》和同书卷三百十四所收李东阳的文章《书杏园雅集图巻后》。同样在程敏正(1446—1499)编的《皇明文衡》卷四十三上也收了杨荣的《杏园雅集图后序》。当然他也可以在由杨士奇子孙刊刻的《东里续集》上找到杨士奇的《杏园雅集序》(翁方纲在长跋里提到了杨士奇的《东里集》和王直的《抑庵集》,应该是《东里续集》)。这些材料足以让翁方纲在乾隆五十六年(1792)写出一个以考据见长的题跋。

台湾的学者吴诵芬曾经写过三篇论文讨论《杏园雅集图》,她说:“目前,流传在世的《杏园雅集图》共有镇江博物馆本、翁万戈本以及《二园集》版画等三个版本。”翁方纲在初彭龄(?-1825)家里见到的、现藏于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的《杏园雅集图》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二园集》版画绘皆有十位人物,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翁万戈本《杏园雅集图》绘有九位人物,独缺画家谢环本人。《二园集》版画形式的《杏园雅集图》与镇江本的《杏园雅集图》除了服饰有差别外,形式高度一致。而黄玉阶收藏的白描本《杏园雅集图》正是版画本《二园集》中的《杏园雅集图》的模式。

从图像概念史的角度来看,翁方纲有力地建构了今人对《杏园雅集图》的基本理解,而且还在延续。关于镇江本的《杏园雅集图》〔图三〕,翁方纲确定了以下几个概念:

可以肯定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佩文斋书画谱》上有谢环的简略传记,翁方纲应该没有看到。这个简略传记分别引自《东里续集》和《画史会要》。而五卷本的《画史会要》是明末朱谋垔编著的,成书于崇祯四年(1631),仿陶宗仪《书史会要》体例而著,《画史会要》称:“谢环,字廷循,永嘉人。山水宗荆浩、关仝、米芾。东里杨少师称其清谨有文,是以见重于当时。有《玉笥山图》传世。”由此看来,翁方纲也没有看到明刊本《画史会要》。

翁万戈本的《杏园雅集图》模式在清朝嘉庆十年(1805)被阅读,浙江乌程人张鉴(1768—1850)在《冬青馆乙集》中写有《明锦衣千户谢廷循画杏园雅集图记》,据吴诵芬的研究认定张鉴所看到的是翁氏本的“可能性较大”。此后就是光绪十四年(1888)翁同龢见过这个模式。翁万戈本的《杏园雅集图》中无谢环,这与杨荣和谢环的描述不符。可以认为,绘有十人的《杏园雅集图》应该是“原本”的模式。这与杨荣的记述相一致。因此,绘有九人的翁万戈本的《杏园雅集图》与此不符,故不在此讨论。

版画本的模式在康熙、道光时期被阅读,白描本(《明贤诗社图》)的卷轴画也在延续这个模式。如果套用道光时期陈文述所说的人数和“章服”“便服”的说法可以将《杏园雅集图》的2种图像模式归纳如下[表一]:

在梳理了《杏园雅集图》的两种模式之后,我们要对该图的同一性模式进行解读。也就是说,镇江本《杏园雅集图》和版画本《杏园雅集图》以及见于著录的白描本的《杏园雅集图》(《明贤诗社图》前半段)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章服”“便服”上,镇江本和后两者的区别在于人名题榜的有无上。依照杨荣文章所说“十人者,皆衣冠伟然,华发交映。”所以版画本《杏园雅集图》更接近原作模式。镇江本《杏园雅集图》除便服外其余部分更接近原作的设色。翁氏本离原本的模式最远,甚至没有紧密的关联。因此,要将版画本和镇江本的两个模式综合起来讨论假想中的谢环的《杏园雅集图》才容易入手解决将要涉及的问题。用两类临摹本呈现原作本身的含义。

必须指出,《杏园雅集图》本身是图像而非历史。所呈现的景象并非纪实摄影,实际的雅集场景要转化到传统书画的长卷形式中。因此,它是卷轴的图像表达。真实的雅集场景不会一字排开,形成一幅从右至左展开的长长的狭地。立体空间被调整在横幅的平面的画幅中,画面有如电影长镜头的延伸和展开。让观者置于“游观”的状态,让视觉和头脑透过平面修复成原本的立体空间。长卷即是一个舞台,人物犹如演员。戏剧性的效果洋溢在画面中。

画中的罗汉床、桌椅,包括香具、茶具、酒具、文具等物品应该是事先布置好的,这些物品并不适于长期陈放在露天的室外,应该是从室内移到室外的,亦可理解为绘画的要求使然。最适合长期放置室外的多是石头材质的物品,如石桌石椅。在室内的器具摆放在室外,雅集的庄重性和戏剧感同时呈现。

室外的植物、动物、流水、石屏、小桥等物象具有私家花园的特色。抛开人物服饰,单看这些元素并不能确定主人是隐士还是官员。满园的“章服”文官就顿时确定了花园的性质〔图四〕。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杨荣的杏园究竟地处北京的何处?翁方纲考出大致的方位,在北京东城。杨荣被称为“东杨”,自然居于东城。翁方纲说:“卷内有‘东城地佳丽’之句,则建安杨公杏园当在城之东隅。”清代的孙承泽所写的《春明梦余录》中说:“杨文敏(杨荣)杏园:文敏随驾北来,赐第王府街,值杏第旁,久之成林。”王府街的具置,晚清的学者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考据的结果在台基厂。在明代应该属于南熏坊。杨荣曾多次随驾北征,不知杏园是明成祖朱棣何年所赐〔图五〕 。

画面的文官分为三组,中间一组人物是这幅卷轴画的核心部分,三组人物之中,中间的一组的中心人物便是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杨士奇是本次雅集最尊贵的客人,杨的左边是园主人、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的杨荣。杨士奇和杨荣皆是从一品的文官,但杨士奇当时是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右边是正四品官詹事府少詹事王直禾導(编者注:“禾導”合为一字,下同)(1379—1462)。杨士奇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即住在北京西城的金城坊,他家离长安门往西有五六里。另据王直的“移居唱和诗序”说:“而杨先生士奇则居西城之金城坊。”王直自永乐二十一年(1423)住在杨士奇的对门。杨士奇居所的对门住的是刑部员外郎汪麓,在永乐二十一年拜陕西参议离开北京,同年六月二日王直搬至汪麓的旧宅,与杨士奇对门而居。后来杨士奇和王直都搬离了金城坊,到了澄清坊。王直(禾導)曾说:“自予官京师二十年,……功载兄功叙为翰林编修,与予同居澄清坊,相去甚迩。”杨士奇在宣德年间从金城坊迁居到了澄清坊,这是翁方纲没有考据出来的,他还是把杨士奇的住处定在永乐末期的金城坊。王直在《送李通判复任序》中说:“久之,杨先生进拜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徙居澄清坊。恂如为越府长史,大用为应天府通判,朝宗去为九江教授,宗儒以老病归。予与时彦、宗琏则迁职春坊,学夔、习礼皆进用在翰林。一时同处之士各东西散去。最后功叙亦徙而东,凡其所居皆已易主。”杨士奇与王直一直有日常来往,宣德四年(1429年)正月十五日两人同到街市观灯,杨士奇还带上了他的两个儿子杨(禾導)和杨秫, 当时次子杨只有九岁。可以推测,而今杨士奇与王直(禾導)是一起来到杨荣的杏园的〔图六〕。

左边的第二组人物分别是“正四品”文官王英(1376—1449)、“正二品”的大宗伯、礼部尚书杨溥(1372—1446)和“从五品”的侍读学士钱习礼(1373—1461)。杨溥居中,王英、钱习礼分别侍坐在左右两边。杨溥的具体住所不详,他被称作“南杨”,应该居住在南城。杨溥在宣德初年与陈循共事,估计此时即住在南熏坊。王英和钱习礼在初来北京时都住在西城的金城坊,与杨士奇是邻居。王直(禾導)住东城因而被称作“东王”,王英被称为“西王”,或许王英此时还住在金城坊。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王英、钱习礼应该也是一起来到杏园的〔图七〕。

第三组人物分别是周述(?—1439)、李时勉(1374—1450)和陈循(1385—1462),共三人。周述曾经住在金城坊,与杨士奇比邻而居,而此时的住所不详。李时勉此时的住所亦不详。陈循从宣德初年即住在玉河桥西,属南熏坊,又搬家到玉河桥西往南一点,接近南城墙,两个住处皆为明宣宗所赐。从画面上看,至少周述是与李时勉、陈循同时进入杏园,给人一种相约而来的视觉印象。左庶子周述、侍读学士李时勉和侍讲学士陈循,他们都是“正五品”和“从五品”的文官。他们同时供职于翰林院,联系起来更方便〔图八〕。

画家谢环独立于三组之外。按杨荣的说法,谢环是最后到来的。谢环曾经住在昭回坊。胡俨(1360—1443)《乐静斋记》说谢环“今扈从寓北京之昭回坊” ,也就是今天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的东侧,西侧即是靖恭坊。胡俨关于“昭回坊”的说法沿袭的是元朝旧说。明初已经将昭回坊和靖恭坊合为一个坊,即昭回靖恭坊。

由图像中得知,杏园雅集的参与者中没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官,诸如北直隶、山东、山西和河南地区的文官。1499年的《竹园寿集图》上的人物有来自山东、山西和河南的文官。尽管明成祖朱棣(1360—1424)在1403年以后开始打击南方地主集团,但1437年的这个北京的聚会还是清一色的来自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官。而在南方人中,没有来自属于今天的浙江、安徽和江苏地区的文官,除了园主杨荣是福建建安(今属建瓯市)人,另外的八位参与者中,杨溥是湖广的石首人,其余全部是江西人:

这个组合引起笔者的兴趣。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馆阁诸公的雅集活动。翁方纲在镇江本的《杏园雅集图》的题跋里的诗中有“七贤济济尽江西”句。《冬青馆乙集》的作者张鉴(1768—1850)在《明锦衣千户谢廷循画杏园雅集图记》中敏锐地指出,“九人者,其七皆江西,又多同年,而三杨二杨又以同年为同官,雅集诚非泛然者”。假如谢环所绘的《杏园雅集图》的主题人物是来自混合省籍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为这是一般朝臣的假日雅集。比如1499年由吕文英和吕纪的《竹园寿集图》〔图十〕 所绘的朝臣,周经(1440—1510)来自山西,屠滽(1440—1512年)和闵珪(1430—1511)来自浙江,侣钟(1440—1511)来自山东,许进(1437—1510)、李孟旸(1432—1509)、王继(生卒年不详)来自河南,顾佐(1443—1509年)和秦民悦(1436—1512)来自安徽,吴宽(1435—1504)来自南直隶的苏州府。同样,作于1503年的另一幅雅集图《十同年图》〔图十一〕所表现的人物也是来自不同省籍。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5)来自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1437-1505)来自江西浮梁(今景德镇),兵部尚书刘大夏(1436-1516年)来自湖广华容(今属湖南),刑部尚书闵珪来自浙江乌程(今吴兴),工部尚书曾鉴(1434—1507)来自湖广桂阳(今属湖南),南京户部尚书王轼(1439—1506)来自湖广公安(今属湖北),吏部左侍郎焦芳(1435—1517)来自河南泌阳,户部右侍郎陈清(1438—1521)来自山东益都,礼部右侍郎谢铎(1435年-1510年)来自浙江太平,工部右侍郎张达(1432—1505)来自江西泰和。十人均为英宗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进士,即“同年”。其中李东阳等九人在北京供职,王轼则在南京供职。弘治十六年(1503)三月二十五日,适逢王轼来朝,十人在闵珪宅第聚会。

杨士奇、王直、陈循、周述、钱习礼、李时勉共六位是江西吉安府同乡。王直、陈循与杨士奇一样,都是吉安府泰和县的小同乡。王直的家族和杨士奇的家族世代交好,“杨氏居泰和四百年,两家门户相埒,代有交游,婚姻治好”。陈循的从叔陈一敬与杨士奇为同门。永乐皇帝朱棣北征,有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黄淮、杨士奇、王直留在翰林辅导皇太子。因此他们都属于“太子派系”的文官,积累了深厚的政治基础。陈循并非永乐二年(1404)的进士,他是永乐十三年(1415)的进士,而且殿试名列第一。当年会试的主考官正是杨士奇的姻亲、翰林修撰梁潜,同样是吉安府泰和县人。陈循后来成为明成祖朱棣的侍从。杏园雅集时,他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是本次雅集最年轻的文官,时年五十三岁。

在“杏园雅集”中,王英(1376—1449)、王直(1379—1462)、李时勉(1374—1450)、周述(?—1439),他们不仅是江西人,而且是1404年(永乐二年)的同科进士(“同年”),关系非常密切。这一年会试的主考官是解缙和黄淮,杨士奇是读卷官。周述、王英、王直、李时勉等二十九位进士于永乐三年(1405)正月进入文渊阁读书,被称为“二十八宿”(后来增补了周忱,实为29人)。到永乐五年(1407)王直、王英被授官为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洪熙元年(1425)二月,王直提到,王英是左春坊大学士(正五品)、王直是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周述为左春坊左谕德(从五品)、李时勉为侍读(正六品)。正统二年的王直、王英他们已经是正四品的文官——詹事府少詹事。此时的周述是左庶子(正五品),李时勉是侍读学士(从五品)。杨士奇与周述、王英、王直、李时勉四位构成了紧密的师生关系。王英虽然不是杨士奇的吉安府同乡,但他是大同乡,关键他与杨士奇的关系是“门生”与准“恩师”的关系。

自1402年燕王朱棣打败明惠帝朱允炆(1377-?)并攻占南京以后,文官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江西文官集团逐渐代替了浙江文官集团。朱元璋的时期,武人用的主要是安徽系,文人主要用的是浙江系。江苏系(当时的苏、松地区)的文人地主因为张士诚(1321—1367)的关系一开始就受到排斥,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晚期才发生改变。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亦有所涉及。

浙江文官集团以宋濂(1310—1381)、刘基(1311—1375)为代表,后来浙江系的文官受到冲击,但到了明惠帝朱允炆时期(1398—1402),宋濂的学生方孝孺(1357—1402)被明惠宗起用,成为文官的精神领袖。在1403年以后的内阁中,除了黄淮(1367—1449)是浙江人、杨荣是福建人,其余5人如解缙(1369—1415)、胡广(1369—1418)、杨士奇、金幼孜(1367—1431)、胡俨(1360—1443)都是江西人。从1403年到杨士奇去世的1444年的42年之间,其中除了杨荣作过6年的首辅,其他时间分别都是由解缙、胡广和杨士奇这三位江西人做过内阁的首辅。可以这么说,在朱棣执政以来的文官格局中,以江西系文官为主导,有微弱的闽浙成分(黄淮代表浙江、杨荣代表福建)。

江西文官集团从永乐时期(1403—1424)开始逐渐取得政治优势,同时也取得了文学上的优势。所谓“台阁体”文学正是以杨士奇为代表的江西派文学。但江西文官集团并没有取得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绝对优势。北宋后期的苏轼(1037—1101)等文官集团虽然没有取得政治上优势,但在文学、书法和绘画上都取得了被后世认可的绝对优势。1503年的《五同会图》反映的是明代中期江苏地区文官集团的部分优势,但仍然不能和1437年的《杏园雅集图》所表现的江西文官集团的绝对优势相提并论。

《杏园雅集图》正好显示出江西文官在宫廷的强势地位。在以前的《香山九老图》和《西园雅集图》中,“九老”和文官的地域色彩十分混杂,并不像《杏园雅集图》这么清晰而突出,这是以江西文官为核心的雅集。

早在1422年,在北京的“西城宴集”同样是以江西翰林文官为核心的雅集,参加“西城宴集”的人有17位,除了杨士奇,基本上是1404年(永乐二年)的进士群体。参加这次雅集的有曾棨(1372—1432)、王英、余学夔、钱习礼、张宗琏、陈循、周忱、彭显仁、周叙、胡穜、刘朝宗、余正安、萧省身(以上为江西人,14人)、陈敬宗、桂宗儒、章敞(以上为浙江人,3人)。其中胡穜是阁臣胡广的儿子,于1418入翰林院。胡广是永乐时期最早的阁臣,也是江西人,他与解缙(1369—1415)同乡,与杨荣、杨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的同科进士。胡广从永乐五年(1407)二月到十六年(1418)五月去世时是内阁的首辅。参加 “西城宴集”的杨士奇、王英、钱习礼和陈循在15年后参加了著名的“杏园雅集”。杨士奇专门为“西城宴集”写了一篇《西城宴集诗序》,收在他的《东里文集》中。由于这次雅集没有画家的参与,没有任何图像传世。从中可以看出,杨士奇的江西籍文官的基础是1404年(永乐二年)科举的进士群体。他们不仅参加了“西城宴集”,其中一部分人还参加了日后的“杏园雅集”。两次雅集都有江西籍1404年同科进士群体的身影。此次雅集的场所是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陈敬宗[21]的私宅。

这不可能是巧合,而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从某种意义说这次雅集可以理解为带有隐蔽性质的“同乡聚会”,这与另一次公开的同乡聚会完全不同。约作于1503年的《五同会图》[图十二]则表现的是来自苏州府的在京文官的聚会。吴宽(1435—1504)、王鏊(1450—1524)、陈璚(1440—1506)、李杰(1443—1517)、吴洪(1445—1522)分别来自同属于苏州府的长洲、吴县、常熟和吴江。这是明确的同乡聚会。正如杨士奇在1422年在陈敬宗的家里举行的“西城宴集”一样,十七人中有十四个江西人。另外三位是浙江人。选择的聚会地点也不是江西同乡或自己的家中,而是选择了浙江人陈敬宗的私宅。

从馆阁诸公的诗文里看不出此次雅集的发起人是谁。后来的翁方纲认定发起人是杨荣。因为杨荣是园主人,自然被认为是雅集的发起人。所谓“馆阁诸公过予”似乎可以理解为馆阁诸公相约来到杨荣的杏园,并未透露杨荣主动邀请馆阁诸公的信息。去杨荣家聚会的公开理由:1、此时正是杏花开放的时节,杨荣的杏园以杏树成林而闻名,是欣赏红杏花的最好去处,2、杨荣的杏园在长安门往东一点的台基厂附近,位置相对居中,对于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官都很方便。

可以理解,这次杏园雅集杨士奇借助杨荣(福建人)的私家花园——杏园,并约上杨溥,举行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朝廷文官大臣的假日聚会,而是带有隐蔽色彩的江西文官集团的同乡聚会。七位江西人和两位非江西籍的阁臣共同举办了杏园雅集。而江西文官集团的实际领袖是杨士奇。这张画凸显了当时明代政治的地域特性。

在《杏园雅集图》的三个段落中突出了中心段落,而在中心段落中突出了杨士奇。杨士奇虽然此时与杨荣同属“从一品”文官,但由于杨士奇是明仁宗朱高炽(1378—1425)和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曾经的老师,长年陪侍着这两位当时的皇太子父子留守南京,关系非常密切,杨士奇于1424年至1444年成为内阁的实际上的首辅大臣。1437年,杨士奇的政治生活处在巅峰状态。此时的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只有十岁,整个国家在仁宗张皇后(?—1442)和以杨士奇为领袖的文官集团的掌控之下。因此这次雅集的召集人可能就是坐在中心位置、地位最高(首辅)、年纪最大(七十三岁)的杨士奇。杨士奇有借别人私宅举办雅集活动的习惯,1422年和1437年这两次带有“江西文官集团”色彩的“雅集”都不是在杨士奇家举办的,而是在来自浙江的陈敬宗和来自福建的杨荣的私宅举办的。另一点更重要,这两次重要“雅集”都没有安排在任何一位来自江西的文官的私宅举行,可见杨士奇用心极深。

从文本上看,杨士奇和杨荣的序文都凸显了政治意味。杨士奇一开头就说:“古之君子,其闲居未尝一日而忘天下国家也。”杨荣在结尾处说:“感上恩而图报称,因宴乐而戒怠荒,予虽老,尚愿诸公之后而加勉焉!”一头一尾,都是政治性的表达。从每一首诗中都能读出同样的意思。

从图像上看,似乎版画本的《杏园雅集图》〔图十三〕人物服饰更符合杨荣的序文中的描述,所谓“十人者,皆衣冠伟然,华发交映”。衣冠常常和官僚制度相联系,代表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和地位。在道光时期的白描本上仍保持着“衣冠伟然”的模式。而在杨荣的《杏园雅集图后序》中特别强调每个人的官职——大宗伯南郡杨公,少詹事临川王公,侍读学士文江钱公,左庶子吉水周公,侍读学士安成李公,侍讲学士?和陈公,最后至者谢君其官锦衣卫千户。如此等级森严,似乎这不是朋友的序列而是官场的序列。这与会昌九老的不序官阶只序年齿的成例不同,而是刻意强调他们的在职状态,凸显的是:这不是退隐的雅集,而是在职文官政事之余的假日雅集。雅集的命名类似“西园雅集”,雅集的人数和月份都类似“香山九老会”,雅集的主体是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文官集团”和另外两位重要文官,所有参与者都是在职的馆阁大臣。

《杏园雅集图》与《西园雅集图》只有一字之差。传为王诜的“西园”代表过去,而杨荣的“杏园”是现实,对于文字和语义十分敏感的这些文官来说,以“杏园”对应“西园”似乎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

既然表面上借用了“西园雅集”的概念,在杨士奇的时代,文官如何理解西园雅集?先要考察杨士奇及其参加杏园雅集的文官是否具有“西园雅集”的概念以及是否见过任何形式的《西园雅集图》〔图十四〕。

杨士奇在广平侯的家里见到过李公麟《西园雅集图》的刘松年的临摹本。他还提到南宋画僧梵隆和赵伯驹临摹过李公麟的本子。在靖难之役追随朱棣并立有战功的袁容,曾娶了朱棣的女儿永安郡主,袁容在永乐元年被封为广平侯,此时永安郡主升为永安公主。袁容约卒于宣德时。永乐二十年春天广平侯袁容重病,太医院院判(正六品官)蒋用文经数月医治得以痊愈。杨士奇专门写文赞美蒋用文。杨士奇或许与广平侯有正面的交游因而获观其珍藏的刘松年的作品。

此外,福建的闽县画家朱孟渊喜欢画《西园雅集图》,朱孟渊被画史描述为李公麟人物画风格的追随者,善写人物、番马。杨士奇的晚辈同乡及门生曾鹤龄(1383—1441)是永乐十九年(1421)的状元(杨是永乐十九年会试的主考官),曾鹤龄曾见过闽县画家朱孟渊所临的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而曾所见过的朱孟渊临李公麟《西园雅集图》或许与杨士奇收藏的一幅朱孟渊的《西园雅集图》是同一幅画。杨士奇的藏品是由中书舍人陈登(思孝)赠送的。陈登是福建长乐(今福州)人,宣德年间(1426—1435)卒于官。永乐时期被荐入翰林院,授中书舍人。陈登将朱孟渊的《西园雅集图》赠给杨士奇的时间应在永乐至宣德之间,可以肯定在正统二年(1437)之前。据说闽县画家朱孟渊与翰林修撰林志(1378—1427)、中书舍人陈登、太子少傅杨荣都有交往,他可能是活跃于北京的福建画家。朱孟渊是李公麟画风的追随者,他曾临过一本《渊明归去来图》送给杨荣,杨为此写过跋文。

杨士奇收藏的与曾鹤龄所见的朱孟渊《西园雅集图》都是绘有十六位人物。显然,同为闽县画家朱孟渊所画(临摹)的《西园雅集图》的阅读与辨识,曾鹤龄与杨士奇高度一致,十六位人物全同,只是叙述的次序有别[表三]。

由此可见,杨士奇与曾鹤龄的图像识别系统来自黄潜的《述古堂记》的系统,黄的系统又来自郑天民的记述,而非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的系统。这两个略有差别的系统,在王世贞的时期稍有觉察,他所题跋的仇英临《西园雅集图》中没有陈师道而有郑嘉会。王世贞读过杨士奇跋朱孟渊《西园雅集图》的文字,注意到杨跋的人物序列中有陈师道而无郑靖老(嘉会)。王世贞明确指出“此图吾吴郡仇英实父临千里本也。”也就是说临自赵伯驹(1120—1182)的本子。杨士奇提到在广平侯袁容家里所见的刘松年的《西园雅集图》临本中少了四位人物,即张耒、李之仪、陈师道和晁补之。这显示出知识与图像系统在历史传承过程中的差异。杨士奇说到朱孟渊《西园雅集图》时,“尝见熊天慵题伯时西园诗及黄文献公《述古堂记》皆与此合。文献据郑天民之记。郑记作于政和甲午,其可征无疑”。

再者,江西文官、翰林侍讲邹缉收藏过一幅《西园雅集图》,杨荣、金幼孜都见到过,分别为之写过题跋和诗。这幅画为十二人。也就是说,杏园主人杨荣也有“西园雅集”的知识与概念。

无论是《述古堂图》还是《西园雅集图》在明代的杨士奇和杨荣的笔下是否具有政治意味?这是很关键的。

仔细考察可知,杏园雅集与西园雅集只是名称相似,实际并无关联。而且在江西文官的解读中,西园雅集并不符合正统初年的政治意味。名相近,实相远。西园雅集是十六人,杏园雅集是九人,共同之处都有画家参与。西园雅集中的画家有李公麟和王诜,杏园雅集中有谢环(唯一的画家)。可以看出,“西园雅集”的概念似乎具有掩饰“杏园雅集”本来用意的功能。

有趣的是,杏园雅集的概念表面上看是在模仿西园雅集,但在诗文中却多次提到了香山九老会。由于参加杏园雅集的实际人数为十人,后世又有“杏园十友”的说法,淡化了杏园雅集实际是正统二年九位文官的聚会,谢环当时是武官——锦衣卫千户。可以看出,此次雅集是仿香山九老会的。那么,九位文官为何要重温唐代的香山九老会呢?

同样,参加此次雅集的馆阁诸公在当时是否具有“香山九老会”的概念?杏园主人杨荣曾见过《香山九老图》,这是南京兵部郎中田伯邑的收藏品。另外,参加过杏园雅集的江西文官王直和李时勉分别见过苏州府同知邵信之的藏品,他来京城考绩,带来了一幅《香山九老图》,王直和李时勉都写有题跋。两人题跋皆未提到此图是何人所作。似乎苏州同知邵信之将《香山九老图》给多位京官观看,王直、李时勉在各自的文集中皆留下了记录。

杨士奇是否有“香山九老”的概念?洪武三十一年(1398)十月十六日,杨士奇为他的老师梁兰(庭秀)编成了《畦乐诗集》并写过序。梁兰一直在家乡泰和县隐居不仕,他是翰林文官梁潜的父亲。梁兰的《畦乐诗集》其中收录了一首《九老图》诗:

皓首获谢事,选幽聊自怡。山水既已佳,春阳亦迟迟。或囊单父琴,偶赌绮黄棋。好乐养余日,消摇沐雍熙。宠辱固可忘,理乱胡不知。徒兹齿爵崇,恐贻后世嗤。壮哉渭川翁,持竿兆非螭。

由此可以认为,杨士奇至迟在1398年已经有了清晰的“香山九老”的概念,而杨荣在《杏园雅集图后序》中提到“香山九老”和“洛阳耆英”这两个概念,并且在雅集诗中提到“缅怀洛中会,九老皆令望”。同时参加“杏园雅集”的周述也在诗中提到“高风谅可追,愿与洛中并”。

在杨荣、王直与李时勉的文字中,几乎没有涉及《香山九老图》(图十五)的含义和他们自己的坦率的理解。王直和李时勉也几乎同时看到了另一幅由苏州府同知邵信之收藏的《香山九老图》,并分别为之题跋。他们也没有说出比杨荣更深刻的解读,他们理解的重点就是白居易的“君子知进退”的智慧和“高怀雅度”的道德胸襟。细读杨荣、王直和李时勉对《香山九老图》的题跋,看不出他们对该图有什么特殊理解,自然也无法破解“杏园雅集”为何要模仿“香山九老会”的特殊用意,无法破解《杏园雅集图》的深层含意。

杨士奇是否见过《香山九老图》,在杨士奇的文集中并无明确的记录。除了参加杏园雅集的上述三位见过《香山九老图》之外,与杨士奇关系最密切的人中谁见过《香山九老图》?他就是前面提到的写过《九老图》诗歌的梁兰的儿子梁潜(1366—1418),杨士奇少时与梁潜同学相善,后同官翰林,又同为东宫僚佐,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儿女亲家,杨士奇的长女杨组嫁给了梁潜的儿子梁楫。杨士奇的儿媳又是梁潜的弟弟梁混的女儿。梁潜见到的《香山九老图》是给事中王子诚的藏品。梁潜直率而耿介,他于永乐十六(1418)因“辅导太子有阙”而下狱死。因而他对《香山九老图》的理解至关重要,可以帮助研究者找到《杏园雅集图》与《香山九老图》之间的内在关联,梁潜的《题香山九老图后》全文如下:

尝观南华生之言曰:“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无为则俞俞,俞俞则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俞俞者耶,九老之最高者元爽也,其差少者乐天也。乐天宦游三十载,退居于洛,合九老而为尚齿会。洛阳为天下之巨丽,而九老极一时之风流。石楼香山之间,龙门八节滩之上,少微之星煜煜乘芒而衣冠皓伟,宾游杂沓,酣嬉淋漓,或弄琴操秋思之商声,或唤家僮奏霓裳之法部,或命小妓歌杨柳之新词,兴尽而止,兀兀然举天下之得失,曾足以累其心,其视刘伯伦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逰醉乡而不返者,又安能仿佛其乐之涯涘哉。信所谓俞俞者也,虽然人徒知九老之既老,而不知九老于未老之时也,知九老之甚乐,而不知九老深忧之未尝忘也。当是时,唐纲解纽,藩镇跋扈,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虽有裴晋公以身系国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气耶。于是九老者岁月坐成晚矣,自托于流连放弃之间者,岂其心哉,固不已而强自宽也,况洛阳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争之地,一有不幸如前日之安史者,则台榭苑囿之胜鞠为茂草矣,果可以保其乐乎,吾知九老虽衰未,必不念及尔也,不然年九十之尚父,犹思经纶于周室,年八十之绮皓,且定储皇于汉家。九老虽衰,果可无意于世事乎,然则九老之俞俞,乃所谓戚戚也。愚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于事君者,无自讬于九老,九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满者,今亡之,疑为弘文馆诸翁而逸其半,未知是否。中书舍人解缙既序其端,而给事中王子诚属予序其后,如此云。

其中有一段很经典的解读,“当是时,唐纲解纽,藩镇跋扈,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虽有裴晋公以身系国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气耶。”直接指出白居易等“九老”隐居宴乐的时代背景。实际上,白居易六十八岁退休,时值唐文宗开成四年(839),距离著名的“甘露之变”发生的时间过了四年。杨士奇不可能不知道“甘露之变”。白居易辞官的四年前(835)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一次不成功的清除宦官的事变,以唐文宗和文官的失败而告终。宦官全面获得支配国家和皇帝的权利。所谓“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宦官(阉竖)专政的对立面则是皇帝与文官。梁潜的这段文字同时关涉了历史与现实。那么究竟关涉了什么样的现实呢?梁潜死于永乐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他的《题香山九老图后》应作于永乐十六年之前,地点应在南京。他曾与陈循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梁潜是永乐十三年的会试主考官,此年陈循进士及第并在殿试中被点中状元,他们是“恩师”与“门生”的关系。杨士奇应该深知《香山九老图》所涉及的背景。特别是宦官势力的危险和文官在朝廷中的命运。永乐十七年(1419)11月,也就是在梁潜去世的第二年,杨士奇写了《甘露表》颂扬明成祖朱棣的美德。“甘露”作为祥瑞并非仅仅出现在1419年,在永乐十年(1412)出现过一次,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分别进献过《甘露赋》《瑞应甘露诗》和《甘露诗》。在梁潜获罪时,杨士奇没有挺身为之辩诬。而在永乐十七年,也就是梁潜死后的第二年,两位江西文官杨士奇和王直进献了《甘露表》和《瑞应甘露诗》,由于这两位都是梁潜的泰和县同乡和密友,这是否是在委婉地提醒明成祖将此时的瑞相“甘露”与晚唐的“甘露之变”联系起来呢?不得而知。

从杨荣的题跋来看,他对《香山九老图》的认识远不及梁潜的深刻。他说“此亦足以见唐家承平日久,四方无虞,而士大夫得进退以礼,优游燕休以毕其余齿,此何其盛哉!”“异时获赐归故乡,与同志者退寻此乐尚未晚也。”他把《香山九老图》理解为单纯的“归隐之乐”。此外,杨荣把会昌五年(845)三月“九老会”与同年夏日的另一次“九老会”搞混了。李元爽与狄兼谟没有同时参加“九老会”,李元爽参加的是会昌五年夏日的那个“九老会”,而狄兼谟参加的则是同年三月的那个“九老会”(有九人参加,但狄兼谟和卢贞两人的年龄不足七十岁,因此又有“七老会”之说)。

可以认为“杏园雅集”所模仿的蓝本是“香山九老会”。也许与会昌五年的“香山九老”相比,杏园雅集的参与者的年龄普遍偏低,只有杨士奇一人年过七十岁。按唐代七十岁“老”的标准只能称之为“一老会”。与会昌五年夏天的九老会相比,1437年杏园雅集的参与者年龄最大的杨士奇也不过七十三岁而已,公元845年的“九老会”的参加者年龄最小的白居易也比杨士奇大一岁[表四]。

看来“杏园雅集”的参与者有意模糊了年龄问题,凸显的是“九公”与“九老”的对应。在杨荣的后记中,九位文臣称“公”,一位武官称“君”。如“庐陵杨公”“㤗和王公”“南郡杨公”“临川王公”“文江钱公”“吉水周公”“安成李公”“㤗和陈公”,最后把画家谢环称为“谢君”。因此,《杏园雅集图》也可以叫作《杏园九公图》。值得注意的是,“杏园雅集”选择的时间是与“香山九老会”的第一次雅集的时间是一致的,都是阳春三月。在当时的历史记忆中,“香山九老会”的时间就是唐朝会昌五年的三月。从杨荣的题跋中可见一斑。此外梁兰的《九老图》的诗中也提到“春阳亦迟迟”,都证明“九老会”与“阳春三月”的固定关联。

梁潜主观理解《香山九老图》的现实境遇到底是什么?是否和他所提到的“阉竖”有什么潜在的关联?杨士奇所写的《梁用之墓碣铭》透露出一丝信息:

永乐十五年,车驾巡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宫,监国南京。凡南方庶务,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献、边警调发上请行在,若祭祀赏罚一切之务,有司具成式启闻施行,事竟,则所司具本末奏逹而已。上既有疾,两京距隔数千里,支庶萌异志者,内结嬖幸,饰诈为间,一二谗人助于外,于是禁近之臣侍监国者惴惴茍活朝暮间。赖上明圣,终保全无事,小人之计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

这里所说的“支庶萌异志者”指的是谁?实际指的是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嬖幸”指的又是谁?查史书可知所谓“嬖幸”指的是司礼监太监黄俨。清朝人所写的《明史》有关仁宗皇帝的纪传里讲的很清楚:

永乐二年二月,始召至京,立为皇太子。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四方水旱饥馑,辄遣振恤,仁闻大着。而高煦、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或问太子:“亦知有谗人平?”曰:“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

十年(应为十二年),北征还,以太子遣使后期,且书奏失辞,悉征宫僚黄淮等下狱。十五年,高煦以罪徙乐安。明年,黄俨等复谮太子擅赦罪人,宫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濙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诚敬孝谨七事以闻,成祖意乃释。其后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两位藩王朱高煦、朱高燧与皇太子朱高炽暨后来的仁宗皇帝在永乐时期争夺储位的斗争非常激烈。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这场斗争中导致黄淮、杨溥等人下狱,在永乐十六年(1418)导致梁潜(“杏园雅集”的实际策划者杨士奇的好友、同僚和姻亲)、周冕被杀。永乐皇帝北征时,梁潜和杨士奇一道在南京留守,辅佐太子朱高炽。至少在清代的乾隆皇帝(1711—1799)的知识谱系里也有类似的知识,诸如“时太子监国,宦寺黄俨等党赵王髙燧,阴谋夺嫡,谮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梁)潜、(周)冕辅导有阙,下狱死”。黄俨原是燕王府的太监,很受永乐皇帝的信任,他在永乐时期做到了司礼监太监,曾多次出使李氏朝鲜王国。在早期的燕王府时期,他与朱高煦、朱高燧二人关系密切,与朱高炽交恶。在有效地打击了黄淮和杨溥等东宫僚属之后,与东宫朱高炽关系密切的梁潜就成为新的打击目标。皇太子朱高炽曾作过两首诗赐给过梁潜。同样是参加过“杏园雅集”的江西文官王直在谈到梁潜时说:“仁宗皇帝缉熈圣学,道徳日新,而又笃意文事。臣(梁)潜忠亮清谨,学问该博,而文词雅正,其言多契于上心。上深重焉。二诗盖是年所赐者,皆上所自书”。永乐时期,正如杨士奇所说“禁近之臣侍监国者惴惴茍活朝暮间。”由此可知,梁潜在《题香山九老图后》中提到的“藩镇”对应的是永乐时期的朱高煦和朱高燧,“阉竖”对应的是宦官黄俨,而“缙绅”对应的则是已经落难的文官黄淮、杨溥等,以及当时处于险境的杨士奇和梁潜自己。因此,梁潜在解读《香山九老图》时所说的“藩镇跋扈,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是他感同身受的现实和心境。“学问该博”(王直语)的梁潜应该是熟读《书》的,“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这个语义正好来自《书》卷173列传第98的“裴度传”,原文为“时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缙绅道丧。”这正是“香山九老会”的真实背景。文官(缙绅)与宦官(阉竖)的对立与斗争——至少这是一位永乐时期的与杨士奇个人关系最密切的江西系文官的解读。晚明的王世贞甚至认为宦官黄俨是在明仁宗即位时(1424)被除掉的。对宦官的危害,杨士奇与梁潜的认识是一样的,他们面临着同样的背景和命运。他们二位是留守在南京的太子的正副辅导官。只不过杨士奇更为谨慎,低调行事。永乐二十年(1422)九月杨士奇因“辅导有阙”而短暂入狱,不久即被释放。同年的十二月时,他与同住西城的年轻文官举行了“西城宴集”,地点是浙江人陈敬宗的家里。这时离梁潜去世时已经4年。

“杏园雅集”参与者为九人,与“香山九老”人数一样。“杏园雅集”举行的月份为三月,与“香山九老会”的月份一样。“杏园雅集”的诗文中多次提到“香山九老会”。梁潜的解读让我们把《香山九老图》和《杏园雅集图》联系起来。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梁潜的解读,而在于1437年“杏园雅集”的参加者是否还依然处在当年梁潜解读《香山九老图》的情境中。

“杏园雅集”发生在正统二年三月一日。这时的皇帝只有十岁,雅集的参加者除了杨士奇七十三岁,其余的人在七十岁以下、五十三岁以上。九人之中除了杨荣,都是永乐时期的“太子集团”。此时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与小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并不是张太皇太后和以杨士奇为首的文官集团,而是被朱祁镇称为“王先生”的宦官王振。王振获得了与当年的司礼监太监黄俨同样的官位。自朱祁镇即位以来,宦官王振的势力开始抬头。王振在宣德十年(1435)九月就被任命为司礼监太监,位列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正统元年(1437)十二月,王振唆使九岁的小皇帝朱祁镇将兵部尚书王骥、侍郎邝壄逮捕入狱惩治。自此言官已经窥测王振的意思弹劾朝官并治罪。以杨士奇为首的文官集团已经开始与以王振为首的宦官集团发生冲突。

史书上讲正统二年正月杨士奇与王振有过一次交锋,杨士奇气得三日不出门。张太皇太后在宫廷当众喝斥王振,几乎杀掉王振。文官与宦官的斗争已经开始。三月一日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文官集团”在杨荣的花园里举行雅集,表面上借用了“西园雅集”的概念,实际上呼应了唐代的“香山九老会”的概念。而“香山九老会”的背景在“江西文官集团”的解读中有“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的深层含意。对于“甘露之变”的结果,《资治通鉴》卷二四五称:“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杏园雅集图》的背后线索将晚唐的宦官仇士良、永乐时期的宦官黄俨和正统时期的宦官王振联系起来。当正统初年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势力抬头时,杨士奇可能会联想到同样为司礼监太监的黄俨。也会想到在“甘露之变”后辞官的白居易所面临的宦官政治的基本形势。“甘露之变”前后最具危害性的太监是王守澄、陈弘志、仇士良。他们都是杀害唐宪宗、唐敬宗的“逆党”。朝政由宦官控制。正统二年之初可以说是杨士奇等文官的阶段性的小胜,王振几乎被张太皇太后杀掉。正统二年三月一日的杏园雅集是不是对初次重创宦官王振的庆贺呢?旧历三月即是阳春,又是清明,此时的杨士奇在有限的喜悦中很容易想起已故的梁潜。《杏园雅集图》若隐若显地宣示了以“江西文官集团”为主体的“馆阁诸公”的力量。文官集团对于宦官的初步优势还要借助张太皇太后的力量,这正是今后的隐忧。以“江西文官集团”为主体的“馆阁诸公”担忧的正是今后的“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的局面。在张太皇太后面前哭救王振的是十岁的小皇帝,朱祁镇不久之后的亲政就意味着王振更有力量,而历史证明文官集团的隐忧最终成为事实。

由此看来,《杏园雅集图》是一幅深藏文官与宦官对立情结的政治绘画。政治隐藏在娱乐中,现实意义隐藏在古典意义之中。

无论何时,展开《杏园雅集图》画卷,最先看到的并不是九位文官,而是作为“杏园雅集”的见证者和图绘者的谢环。他在引导我们“观看”,既观看“杏园雅集”,又观看《杏园雅集图》。

如果把《杏园雅集图》理解为1437年的政治力量的图景,如何认识画家谢环的特殊性?谢环来自浙江,而非江西。他同江西文官集团同时出现在杏园雅集中,非常耐人寻味。1477年创作《竹园寿集图》的两位画家吕文英(1421—1505)和吕纪(1477—?)都来自浙江,而不是江西。谢环与杨士奇有着良好的关系,中间的桥梁是一度做过首辅的浙江人黄淮。黄淮从1403年到1414年和杨士奇等江西文官共同辅导皇太子朱高炽和皇太孙朱瞻基。黄淮是谢环的永嘉同乡。据温州的学者张如元的研究,黄淮是在大约永乐三年(1405)推荐谢环进入南京的宫廷中的,成为职业画家[40]。杨士奇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通过举荐方式到宫廷做官的,谢环也是通过同一方式进入宫廷的。推荐杨士奇的人不是江西人,而是浙江人王叔英(?—1402),王与浙江名士方孝孺(1357—1402)是好朋友。因此,杨士奇一开始就与浙江的文人有某种联系。

黄淮是连接江西文官集团和浙江画家的主要人物。黄淮与江西文官集团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427年以后,1427年他退休回到浙江的故乡永嘉。实际上,当永乐初年正当“江西文官集团”形成之际,黄淮与解缙、胡广、杨士奇等江西文官有过摩擦。解缙和黄淮同是永乐二年会试的主考官,在永乐初期他们两位一度是最受明成祖信任的文官。解缙录用和提拔了一批来自江西的文官。据《三朝圣谕录》卷上的记载,胡广在永乐五年冬说到了如下情节:“(黄)淮有政事才,(杨)士奇文学胜,且简静无势利心。盖因解缙重(杨)士奇及臣,而轻淮,故淮有憾。”在他1427年离开北京之际,江西文官杨士奇、曾棨(1372—1432)、王英都给黄淮写了送行诗。1430年,黄淮老家的寿征庵前面的池塘里的莲花开放,江西籍的文官王直写了《瑞莲诗序》。黄淮在1440年为杨士奇的《东里文集》写过序文,到1444年杨士奇去世时,黄淮写了祭文(《祭杨少师东里杨公文》)。黄淮不仅推荐了谢环,还推荐了其他的永嘉同乡郭纯(1370—1444)、胡宗蕴,成为宫廷画家和书家。此外还推荐了浙江天台人陈宗渊(1370—?)进入翰林院做官。郭纯和杨士奇有交往,杨士奇在1425年为郭纯的书房“朴斋”写过《朴斋记》一文。

浙江系文官还有一位需要提到,以前的绘画史研究根本没有涉及到他——就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蒋骥(1378—1430),他跟黄淮一直保持着联系。1427年,黄淮退休回家乡路过杭州,戴进到旅舍来拜访,随后黄淮回到永嘉老家。1428年蒋骥从北京来信,谈到戴进已进入宫廷,他在北京有了书房叫“竹雪书房”,请黄淮为戴进写序文,即《竹雪书房记》。可以推测,戴进进入宫廷和黄淮的推荐有关,杨士奇、杨荣都为戴进的竹雪书房写过诗。谢环为戴进的画《松石轩图》题过诗。戴进离开北京时,江西籍的文官王直还为戴进写过送行诗。蒋骥给退休的黄淮写信时,他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他和胡广、杨荣、金幼孜、杨溥都是1400年(建文二年)的同科进士。1430年蒋骥做了26天的礼部侍郎就突然去世了,为此,黄淮还为他写过《祭礼部侍郎良夫蒋公文》,其中有“淮也朝京北上,返棹南旋,道经墓下”的字句,据《浙江通志》引《万历杭州府志》说他的墓在杭州的尉司里仙芝山。应该是黄淮于宣德八年(1433)夏天从北京回永嘉路过杭州时所写。这之前,黄淮还破天荒地以退休官僚的身份当了宣德八年会试的主考官。蒋骥或许是戴进进入宫廷是直接推荐人,同时借助了黄淮的力量。或者说黄淮把戴进介绍给蒋骥,再由蒋骥推荐给他的同年杨荣、杨溥、金幼孜等。从戴进结识到谢环和杨士奇来看,黄淮依然发挥了作用。

1437年在北京杏园举行杏园雅集活动,黄淮虽然没有参加,他影响力还在。尽管他是浙江籍文官,但始终与江西文官集团保持密切的关系。参加杏园雅集的王英、王直、李时勉、周述都是1404年(永乐二年)的同科进士。虽然杨士奇本人是这次考试的读卷官,而会试的主考官是江西人解缙和浙江人黄淮,解缙在1415年已经去世,举行杏园雅集的1437年黄淮还健在。黄淮是1404年进士群体的活着的“恩师”,他们则都是黄淮的“门生”。黄淮不仅是谢环的同乡,又是他的少年好友。黄淮所写的《书梦吟堂集卷后》中说:“廷循与居同里,少小相与聚处游乐,见其温和简重,意他日必为远大之器,在其自勉如何耳。”“后在南京时,廷循多暇日,数相过谈诗,间出奇语,清新婉丽,每为之击节。”

如果“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有“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的深层含意,那么如何证明画家谢环可以事先理解这些含意?

在南京时期谢环与黄淮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黄淮于永乐十二年因辅导太子“有阙”而下狱,10年后当太子朱高炽即位为仁宗时才被释放。黄淮的命运与太子的相联系,朱高煦、朱高燧与太子的斗争使他深陷其中。杨士奇于宣德八年(1433)四月十七日为黄淮的文集《省愆集》写有《题黄少保省愆集后》,全文如下:

读吾友少保黄公永乐中所作《省愆诗集》至于一再,盖几于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于往事焉。

初,太宗皇帝将巡北京,召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春坊左谕徳兼翰林侍讲杨士奇,谕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简留汝四人,辅导监国。昔唐太宗简辅监国,必付房玄龄,汝等宜识朕此意,敬共无怠。四臣皆拜稽受命。其后凡下玺书、谕几务,必四臣与闻。时仁宗皇帝在东宫,所以礼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潜志夺嫡者,日夜窥伺间隙,从而张虚驾妄,以为监国之过;又结嬖近助于内。頼上圣明,终不为惑,然为宫臣者,胥懔懔卼臲,数见讼系。虽四臣不免,或浃旬、或累月,唯淮一滞十年。盖邹孟氏所谓莫之致而致者也。夫莫之致而致,君子何容心哉!亦反求诸巳耳。此省愆之所以着志也。嗟乎!四臣者,今蹇黄二公及士竒幸尚存,去险即夷,皆二圣之赐。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修省之诚,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谨书于集后,以归黄公亦以自儆云耳。”

其中的文字诸如“而支庶有留京邸潜志夺嫡者,日夜窥伺间隙,从而张虚驾妄,以为监国之过;又结嬖近助于内”,与杨士奇的另一篇《梁用之墓碣铭》的文字极其相似。这些往事让杨士奇“几于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梁潜在《题香山九老图后》对宦官的提法用的是“阉竖”,杨士奇在《梁用之墓碣铭》对宦官的隐语是“嬖幸”,而在此处用的则是“嬖近”。杨士奇的文字仍然强化了藩王、宦官和文官的叙述模式。是故,与黄淮关系密切的谢环会充分了解黄淮在永乐十二年下狱的原因与宦官黄俨的关联。

那么,谢环与永乐十六年被杀的梁潜此前是否有交往?梁潜曾为谢环写过《诗意楼记》,其中谈到他与谢环的交往,“廷循(谢环字号)今居京师(南京),予尝过之,索其所画,草虫花卉羽毛之属,聚置一榻之上,观其纷披鼓舞之势,昂饮俯啄怒都鸣呼之状,真如读古《诗·邠风》而笺《尔雅》”。梁潜是在黄淮等人之后落难的。谢环的同乡好友黄淮与梁潜的落难都与黄俨有关。一向对政治敏感的谢环对此有更深的了解。

谢环与江西文官集团中的杨士奇、胡广、金幼孜、胡俨、梁潜、曾棨、周述、吴余庆、吴嘉静、周岐凤、周叙、王英、王直、李时勉、钱习礼、陈循都有交往。其中杨士奇、胡广、金幼孜、胡俨与黄淮同为永乐初期的阁臣。曾棨、周述、王英、王直、李时勉都是永乐二年的进士,是黄淮的门生。曾棨是当年的状元,他死于宣德七年(1432年),故没能参加1437年的杏园雅集,其余四位“同年”进士都参加了杏园雅集。上述的钱习礼和陈循也参加了杏园雅集。

谢环与杨士奇在南京时,依照杨士奇的说法:“庭循素善余,尝间壁而处者累年。所居故号米家船,余以翰墨林易之。”杨士奇曾为谢环写过见于他的文集中的《题谢庭循作山水二幅》《题谢庭循所藏孟端竹》《翰墨林记》《谢庭循像赞》和《恭题谢庭循所授御制诗卷后》五篇文章。从杨士奇和黄淮为谢环写的像赞来看,谢环具有政治的敏感性,因而可以画出这幅貌似“雅集”的政治绘画。

正统二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正月,王振几乎被杀。三月,杏园雅集。五月,杨士奇重病。九月,杨士奇精神恍惚,追忆死去已经二十年的江西文官、内阁首辅胡广,写了《题雪夜清兴倡和后》并请谢环为他画了《雪夜清兴图》。胡广于永乐十六年五月卒,终年四十九岁。胡广并不是九月去世的,为何杨士奇在九月梦到了胡广?永乐十六年去世的江西文官除了胡广之外还有梁潜,两人都与杨士奇的关系密切。梁潜才是九月离世的。1437年杨士奇追忆胡广的九月份正是二十年前梁潜被杀的月份。同时,九月也是二十三年前黄淮获罪被押送到北京的月份,当时杨士奇一度被解职。这篇富含个人隐情的文章在杨士奇生前没有收录在《东里文集》中。谢环为杨士奇画《雪夜清兴图》足见杨对谢环的信任。由此看来,此前的三月杨士奇事先约请谢环到杏园来画《杏园雅集图》的可能性极大。

谢环是否见过《西园雅集图》或《香山九老图》?不得而知。美国克利夫兰美术博物馆收藏一件名为谢环的《香山九老图》(图十六)(本人没有见过原作),这幅画同样在明代的同期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记录。据说曾经是晚明的项子京(1525—1590)收藏品。从杨士奇的《翰墨林记》和金寔的《翰墨林七更》得知谢环富藏唐宋以来法书名画。不知他的收藏品中是否包含《西园雅集图》或《香山九老图》这类作品?从镇江博物馆收藏的《杏园雅集图》来看,谢环对雅集题材的绘画应该是很熟悉的。

谢环的传世作品极少,孙星衍(1753—1818)《平津馆鉴藏书记》著录了一件《宣圣事迹图卷》。“宣圣事迹图”即“孔子事迹图”,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谥孔子为褒成宣公。此后历代王朝皆尊孔子为圣人,诗文中多称为“宣圣”。从江西文官集团的文集中找不到谢环画过这幅画的任何记录。在杨士奇的知识谱系里,李公麟画过《宣圣及诸弟子像》,宣德八年(1433)九月中书舍人张子俊曾为杨士奇临摹过李公麟的这幅画。另据《画史会要》记载,晚明的朱谋垩说谢环有《玉笥山图》传世。考虑到谢环素与来自吉安府的江西文官有密切的来往,他所画的玉笥山应该是吉安附近的玉笥山。胡俨、杨士奇、金幼孜等都在自己的诗文中提到玉笥山。金幼孜写过《玉笥山赋》,胡俨写有几首归隐主题的诗歌涉及玉笥山,诸如“秋来春去只如此,徒有虚名在人耳,玉笥山前好墓田,何不归欤空老矣” 。玉笥山常常与隐士或道教相联结。

由于谢环与杨士奇及其江西文官集团的特殊关系,他的政治立场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具有“宋元阀阅之家”的身世背景的谢环一直以儒士自许。在文官与宦官的对立中自然会选择当时文官集团的立场。

另一方面,由于他对《香山九老图》的理解,在《杏园雅集图》中,谢环凸显了三组文官,而将自己置于“后来者”和“旁观者”的位置(图十七)。似乎表示他是当代“香山九老会”的见证者,而非本次雅集的主体人物。据《鹤阳谢氏家集》,谢环曾写过《杏园雅集诗》,但并没有出现在镇江本或版画本的《杏园雅集图》后,而参加雅集的九位文官皆有诗文(图十八)。由此看来,谢环已经预知此次雅集与“香山九老会”的关联。

此外,由于他与江西文官集团的特殊关系,在《杏园雅集图》的画面中将江西文官做了低调的处理。他把地位相对较低的三位江西文官(正五品和从五品)集中放在一起,地位较高的江西文官(除了钱习礼为从五品,其他都在正四品以上,依照舆服制度应穿红袍)分为两组,每组都掺和进去一位非江西籍的高级文官。使得江西的地域色彩相对淡化。

官服(章服)刻意强调了在职文官的地位和身份,整个园林都表现成轻松快乐的休闲气氛。由图名的暗示作用,好像这是西园雅集的历史延续。弦歌酒宴,接杯举觞。诗词唱和,赏花嗅芳。作为本次雅集的见证者和图绘者的谢环,他的历史功能就是“托情寄缣素,聊即今日事”。

“杏园雅集”究竟是一个公开的聚会,还是一个隐秘的聚会?此前从未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杏园雅集图》的性质。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正统年间已经公开刊刻的文本中没有提到“杏园雅集”或《杏园雅集图》。

杨士奇的《东里集》(《东里诗集》和《东里文集》)都是在他生前编定的。但在《东里集》中没有收录与杏园雅集直接相关的诗文,如《杏园雅集诗》和《杏园雅集序》。《东里诗集》是由杨士奇的族孙杨挺来京师抄录的,杨士奇写了《题东里诗集序》。《东里诗集》编定于正统元年(1436)五月,自然不会收入正统二年的《杏园雅集诗》,但杨士奇活到了正统九年,在生前仍然可以收录其中。《东里文集》应该是在正统五年(1440)编定的。杨士奇请那位已经在永嘉退休赋闲的黄淮为他的《东里文集》写序,黄淮作序的时间是“正统五年岁次庚寅秋八月”。据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称:“杨文贞公《东里集》,手自选择,刻于广东,为人窜入数篇。后其子孙又刻为续集,非公意也。”二十五卷本的《东里文集》有正统年间的刻本。也就是说,作于正统二年的《杏园雅集序》在正统五年时并未收录其中。与“杏园雅集”相关的诗文都收录在后人所编的《东里续集》中,目前所见到的《东里续集》最早的刊本是天顺年间的,今藏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为《四库全书》写提要的文臣们也说到“然则续集乃士奇所自芟弃,非尽得意之作。以其搜罗较富,故仍其旧并録之焉”。此外,杨士奇自编的《东里文集》中没有收入《杏园雅集序》却收入了《西城宴集诗序》,从文学和政治的角度看,实际上《杏园雅集序》远比《西城宴集诗序》重要,杨士奇执意没有收录到《东里文集》中,故令人揣度。此外,杨荣的《文敏集》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编辑的,王直、周叙和钱习礼分别为《文敏集》作了序,只有王直写明了作序的时间——正统十一年(1446)冬十二月望日,此时杨荣已经去世6年。《文敏集》中没有收录杨荣的《杏园雅集诗》,但收录了《杏园雅集图后序》。《文敏集》具体刊刻的时间不详,目前可以看到正德十年(1515年)的刻本,距杨荣离世已经74年。除了钱习礼的诗文集已经佚失外,王直《抑庵文集》、王英《王文安公诗文集》、李时勉《古廉文集》中皆未收录他们作于正统二年的杏园雅集诗。

景泰二年(1451年)刊刻的周述《东墅诗集》、成化五年(1469)刊刻的杨溥《杨文定公诗集》和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刻的陈循的《芳洲诗集》中都收录了他们各自的《杏园雅集诗》。刊刻的时间都在正统十四年以后。此外,这三部诗文集很不流行,以致清代的《四库全书》都没收录(图十九)。

据“杏园雅集”的图像和文本推测,1437年参加雅集的人是分批进入杏园的,第一批是杨士奇和王直。第二批是杨溥、王英和钱习礼。第三批是周述、李时勉和陈循。都隐约显示了密会的迹象。杨溥正是梁潜所说的在1414年被斥逐的“缙绅”之一,其余皆为杨士奇的江西同乡,是否出于密会的考虑?谢环最后入园。作为当年另一位被斥逐的“缙绅”黄淮的密友,谢环见证并绘制了“杏园雅集”。

有关“杏园雅集”的诗文和图像被集中公开的时间是成化十三年(1477),倪岳(1444—1501)在《翰林同年会图记》中提到此事。弘治九年(1496年)李东阳再次提到《杏园雅集图》,李东阳先后在“杏园雅集”参与者的杨士奇、王英、杨溥和杨荣的子孙手里看到四幅风格一致的《杏园雅集图》。吴宽在弘治十二年(1499)四月二十四日将弘治二年(1489)十月杜堇所画的《冬日赏菊图》与《杏园雅集图》相提并论。也就是说,附有诗文墨迹的《杏园雅集图》出现在1477到1496之间的成化、弘治时期。有关“杏园雅集”的文本和图像是在倪岳、李东阳和吴宽的时代才变成公共的知识。到了嘉靖时期的黄佐就将“杏园雅集”写到《翰林记》一书中了。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有关“杏园雅集”诗文和《杏园雅集图》在正统二年(1437)到正统十四年(1449)被秘密保存在10位当事人和后代的家族里。正统二年五月杨士奇重病到了写遗嘱的程度,同年,周述在雅集之后的十月壬戌就去世了。查《东里续集》可知,杨士奇曾两次立遗嘱,一次在正统九年(1444),即杨士奇病故的那一年,一次是在正统二年(1437)五月,也就是“杏园雅集”的同一年的2个月后,杨士奇重病。正统二年的遗嘱的最后一条非常耐人寻味,引述如下:

吾去世之后,始终不许从世俗延僧道作善事追荐。盖吾平生所存惟尊君爱民之心,所行无伤人害物之事,但不免嫉恶,亦当正理,故虽未能为善,未尝为恶,果有地狱,吾必不入。子孙切不许聴俗人之言,为此事以污辱我。如违我命,即是不孝。我死有灵,必不佑汝。

此遗嘱称“正统二年病中写”,从语气上看是写给他的长子杨稷的。这份遗嘱若隐若现地反映了杨士奇在正统二年五月的心境。在此次杨士奇重病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到了正统五年(1440)七月,杨荣在回乡省墓的途中因宦官王振要求查办其接受靖江王馈赠一事而忧愤客死杭州。正统六年十一月明英宗亲政,王振的势力从此占据优势。正统八年(1443),江西文官刘球(与李时勉同乡)应诏陈言忤王振,逮系诏狱,被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肢解而死。刘球早年曾得到杨士奇的推荐(图二十)。

杨士奇似乎有意在正统五年(1440)编定的《东里文集》中隐去了“杏园雅集”的诗文。同样在同期文本中不见关于“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的叙述。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自景泰二年(1451)以后有关“杏园雅集”的诗文才开始零星面世,而《杏园雅集图》则在成化十三年(1477)才逐渐浮出水面呢?从英宗亲政的正统六年(1441)到“英宗北狩”的正统十四(1449)年之间,宦官政治已经相当严重,这段时间显然不是公开“杏园雅集”诗文或《杏园雅集图》的合适时间。或者可以推测,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杏园雅集”是一次与宦官王振有关的秘密聚会,这个推测基于他们刻意模仿“香山九老会”。从画面到诗文,一方面颂扬当今十岁的小皇帝,一方面显示出轻松愉快的气氛,一方面隐匿“杏园雅集”及其图像的真实用意。因此,这样的诗文和图像只能在十位当事人的家族里秘密流传。

清代康熙年间辑刊的《鹤阳谢氏家集》保存了一首谢环的《杏园雅集诗》,其中披露了“杏园雅集”的又一个密码,诗的最后一句“悠悠百岁间,适足振清议”已经暗示了东汉末年的“党锢”与“清议”的典故。十岁的汉灵帝刘宏(157—189)即位后,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以大将军身份与太傅陈蕃合作,企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宦官发动宫廷政变,劫持窦太后,挟制汉灵帝,外戚大将军窦武兵败自杀。宦官控制政局。正统二年,明英宗朱祁镇也同样是十岁,控制朝政的是张太皇太后和文官集团,宦官的势力正在崛起。难道谢环希望《杏园雅集图》在“悠悠百岁间”起到“适足振清议”的作用吗?

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说:“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同样在思考宦官的历史,画家谢环的诗指涉了东汉,江西文官梁潜的题跋指涉了唐朝,而《杏园雅集图》所绘的主体人物们共同面对的是明代宦官逐渐专权的政治态势。

1437年由谢环亲手制作的《杏园雅集图》是一幅内涵丰富、显中有隐、而且十分出色的政治绘画。同时,《杏园雅集图》也是历史上少见的隐匿了真实主题和深层含意的现实绘画。其效果类似《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的主观设计。这是否就是陈廷焯(1853—1892)在《白雨斋词话》中所说的“若隐若现,欲露不露, 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艺术表现呢?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