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拉美作家莫亚:暴力和恐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萨尔瓦多作家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Horacio Castellanos Moya)是拉美后“文学爆炸”时代的重要作家,代表作有《错乱》《恶心:托马斯·伯恩哈德在圣萨尔瓦多》《记忆暴君》《归国梦》《镜中的女恶魔》《与蛇共舞》等,曾获得西班牙语文学界最高奖项之一“曼努埃尔·罗哈斯奖章”。 近日,莫亚的小说代表作《错乱》由后浪文学推出,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引进出版。

《错乱》讲述了一位逃亡作家的故事,他受雇于一个拉美国家的教堂,要编辑一份口述档案。档案长达一千一百页,记录的是当地原住民对十年前军队屠杀的泣血证词。在编辑过程中,作家渐渐神志错乱,而与此同时,仍然统治着那个不具名拉美国家的刽子手也在逼近。

尽管小说并未点明拉美国家,但读者可以推测出小说的背景是长达36年的危地马拉内战时期军队对国民犯下的种种暴行,那份口述档案也影射了由危地马拉天主教会发起的“历史记忆恢复计划”。

近日,莫亚的小说代表作《错乱》由后浪文学推出,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引进出版。

中美洲至今仍是全球暴力现象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一次马德里美洲之家文学论坛上,莫亚说“我们也是一场大屠杀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如此热衷于开玩笑。我们用笑来抵御精神错乱。”《错乱》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黑色喜剧,罗贝托·波拉尼奥曾这样说过:“他(莫亚)作品中犀利的幽默,仿如巴斯特·基顿的电影,又似一颗定时炸弹,足以威慑那些蠢蛋(民族主义者)脆弱的稳定感,让其失控,恨不得把作者吊在公共广场上。”

《错乱》在中国上市后,莫亚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这是他就《错乱》接受的第一个中文媒体专访。他坦言自己对中国还不大了解,对中国当代文学也了解甚少,但他会时不时读一读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诗非常美妙,或者是庄子笔下的深邃哲思。”

莫亚:加起来大概五个月。但是分两个阶段完成的:2003年初开始写,中途搁笔,之后于2004年中旬完成。故事围绕一份发布于1997年的危地马拉人权报告展开,但它不直接描写报告,而是讲述这份报告对那位编辑所造成的心理冲击。

澎湃新闻:那位编辑——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个因政治原因流亡在外的作家:口出狂言、有被害妄想、为了五千美金接受了一份自己其实并不想做的工作、通过男女关系发泄压力……你对这个主人公是一种怎样的态度?我感觉带有一点戏谑和讽刺?

莫亚:主人公是个复杂的、有些自相矛盾的人物。我没有对他抱有戏谑的态度。如果不能深入人物内心,我就写不出这部小说,而戏谑、嘲讽会造成一种距离,阻止我的写作。这个人物可能有点好笑,但这些好笑的成分源于他的性格,源于他的世界观和神经紊乱为他招致的一系列遭遇。

澎湃新闻:你在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上花了很重的笔墨,比如面对沉重的屠杀口述档案,“我”更看到了它们的文学性,而非政治性、历史性,这样的写法背后潜藏了你的哪些想法?

莫亚:小说在本质上就是心理的,是对某种精神状态、某种思维方式和归属感的构建。就《错乱》里的主人公而言,他本人与他所身处的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持久的矛盾,而他就活在这份矛盾之中。他不相信他在做的事,但不得不做;他不相信所在团队的价值观,但还是得假装相信。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被夹裹在一个弥漫着信仰的环境,不单是宗教信仰,还有对那些所谓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价值的信仰。

澎湃新闻:在这个故事里,“恐惧”一直伴随着主人公,包括对政治迫害的恐惧、对屠杀记忆的恐惧、对情杀的恐惧、对性病的恐惧……它们是那样无处不在。然而似乎也正是因为“恐惧”,“我”免于大主教那样被暗杀的命运。作为一个作家,你如何理解“恐惧”?你认为什么样的“恐惧”是人类无法克服甚至面对的?

莫亚:恐惧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谈到,恐惧是人类一项基本的、代代相传的情感。恐惧是害怕被推到极端,推到爆发的顶点。恐惧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一些时候被掩盖,另一些时候则表露无遗。

小说有一处细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说主人公关在灵修院里,面对大屠杀受害者的证词,时不时注意力涣散,只有幻想自己是大屠杀的施虐者才能暂时解脱。这处细节很耐人寻味,它同时点到了三个错乱的主体:大屠杀的受害者、大屠杀的施虐者、以及时隔多年后大屠杀的见证者。这样的描写承载着你对人性的哪些观察?你是否认为施暴是人的一种天性?

莫亚:毋庸置疑,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是其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借助教育和立法,漫长的文明进程力图驯服人的暴力倾向,但人的暴力可以被控制、被平息,却不可能消失,除非人类这个物种消失。暴力和恐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澎湃新闻:对作家而言,写小说的过程或许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你在《错乱》中主要思考了哪些问题?

莫亚:我在写作过程中,思考的问题都是很具体的,就是如何让情节、人物、环境、场景等要素之间保持连贯。我不会思考那些宽泛抽象的问题。只有在写完之后才会想一想。我的写作过程是直觉的,而不是观念的。

澎湃新闻:你抗拒“政治小说作家”“暴力小说作家”这类标签,但你也曾坦言自己的写作充满了暴力元素。身为作家,你认为什么是自己可选的?什么是自己不可选的?

莫亚:可供我们选择的东西十分有限。我们是社会环境、家庭出身、以及各种人际关系的产物,无法完全超越这些限制。创作主题作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是被强加到我身上的,它们是我的个人经验、我所身处时空的一部分。我唯一能选择的是表达方式、观察角度,以及最终如何将其诉诸笔端。但即便是在这些主动选择中,我也依然时刻被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感官条件制约着。例如,我依然不确定,自己究竟是视觉还是听觉更加敏锐,而这就会反映在我的叙事风格之中,会影响到我究竟是更加擅长描摹环境还是创造声音。我们的选择范围极小。我喜欢古希腊人的命运观。

澎湃新闻:作为拉美作家中的一员,你认为你的文学资源从何而来?你曾说:“比起魔幻现实主义,我们这一代拉美作家,在如何理解世界和我们所谈论的东西这个层面上,更接近美国作家。”为何你这一代拉美作家的世界观“更接近美国作家”?这和你们的阅读来源有关吗?

莫亚:我说这句话有其特定语境。当时我正满怀热情地阅读二十世纪前半叶那些伟大的美国作家:福克纳、海明威、雷蒙德·钱德勒、杜鲁门·卡波特、弗兰纳里·奥康纳、达希尔·哈米特,卡森·麦卡勒斯,等等。我对美国当代文学无感。美国当代文学界弥漫着一股由清教徒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主导的意识形态风气,我没什么兴趣。

莫亚:“最喜欢”这个词,我们当代人很爱用。我会用它来形容物品,但不会用来形容文学。有一些作家和作品,我会不断重读(奥内蒂、鲁尔福、博尔赫斯、塞萨尔·巴列霍、卡夫雷拉·因凡特,罗格·达尔顿,这几位是首先跃入脑海的)。为什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给予我启迪,关于人生,关于活在这个世上意味着什么,关于如何从事文学,以及如何看待作家这个职业。

莫亚:我偶尔看电影。阅读报刊时,比较关注国际政治板块和犯罪新闻。下午会出门喝杯啤酒。余下的时间,沉默。

澎湃新闻:《错乱》是你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引进中国出版。此前你对中国有哪些了解?又有哪些困惑?就这部作品而言,你对中国读者有什么期待吗?

莫亚:我对中国的少许了解,其来源仅限于西方国家报纸杂志上刊登的一些报道。只有亲自去过一个国家才有可能谈得上了解。比如,我在德国住过两年,在墨西哥住过十三年,西班牙两年,又去了危地马拉两年,日本住过六个月,来到美国已经十二年,如今大段时间待在瑞典陪女儿。对于这些国家,我勉强能评论上几句,但对于如此广袤和历史悠久的中国,我迄今从未拜访过,因此不敢发表任何观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有一次采访,问后者如何看待1789年法国革命,毛回答说,针对那场事件发表观点还为时尚早。如此理解时间和历史,我觉得很有意思。

澎湃新闻:你看过中国作家的作品吗?如果有,我也很想听听你对中国文学的评价。

莫亚:抱歉要让您失望了,对不了解的事物发表观点,有失谨慎。在当代媒体上享有盛誉的那些中国作家,比如莫言和麦家,我都没有读过。总有一天会读的。我会时不时读一读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诗非常美妙,或者是庄子笔下的深邃哲思,但对中国当代文学了解甚少。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见证文学”(以玛雅-基切族人权斗士里戈韦塔·门楚的自传为代表)的支柱是历史真相,然而现实复杂,始终不存在唯一的真实讲述。你曾在墨西哥及危地马拉做过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即我们说的“非虚构”,这一经历是否也影响了你对“见证文学”的态度?

莫亚:我想,正是那段经历让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喜欢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见证文学”。一群人借由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来宣传某种政治观点,他们把这类书写称为“见证文学”。我对政治宣传员无感。我感兴趣的是记忆,是承载记忆的自传类写作,而这些文字所凸显的书写者形象,其内心所有矛盾、不幸、品德以及怯懦,必定是表露无遗的。

澎湃新闻:近十年,中国文学界越来越关注“非虚构”,亦有观点认为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已经无法回应今天的现实,无法和当下建立真实有效的关联,所以只能转向非虚构寻求一种帮助。在你看来,什么样的文本表达可能和当下建立真实有效的关联?

莫亚:该情形源于一场因欠缺深思而导致的误解。小说从来都不具备“和当下建立真实有效的关联”的功能。有一部分可以,另一部分则不能。司汤达、卡夫卡、梅尔维尔——姑且只举这三个例子——都是在去世很多年、距离他们写作的当下已经很多年之后,才被视作伟大作家。我根据您的描述推测,在中国也有许多人患上了那种被科技感染的疾病:认为只有当下的、瞬时的、能够即刻从中获取满足的,才是值得书写的。按照这样的方式理解世界,就无法创造出持久的文学。我不会把文学创作视为当代众多一次性用品中的一种。最近,在时隔几十年后,我重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发现它所传递的关于人类的领悟,比我读到的绝大多数“当下”作品要多得多。

莫亚:我不谈论正在写的东西,会带来厄运,阻滞思绪。至于新冠疫情,它无非是让我再次确认人类这一物种的脆弱性。疫情期间,在打疫苗之前,我四次飞跃大西洋,也曾在机场沙发上过夜。对于我而言,新冠大流行就是一场震耳欲聋的噪音;也是一场噩梦,因为旅行变得十分困难,而且口罩让我喘不过气。死亡?在我的国家,犯罪早成了一种文化,人人都得学着与死亡共处。我很怕死,跟所有人一样,但我又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会在任何一刻突然降临,而我也无力阻止它的发生。

澎湃新闻:2020年至今,新冠病毒已成为一批作家书写的对象或基点。对此你怎么看?

莫亚:如果作家没有那种搅动着自己的五脏六腑、要求自己非写不可的主题,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去当代现实中寻找题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自己从来没想过要写一本关于疫情的小说,我不需要。等我的经验沉淀下去后,未来或许会写。“现实”是一个抓不住的概念,正因如此,小说才要去创造它们自己的现实,而小说中的真实,其依据是可信性,而不是它们所反映的时代。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